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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諸多晚清歷史敘述中，《帝國經濟風暴：大清帝國最后70年》是少見的專門從財政角度出發(fā)，展現(xiàn)清政府采取的經濟政策如何將自己一步步推向末路。第一財經專訪《帝國經濟風暴》作者、青年歷史學者張昕冉，從經濟學角度解讀“錢袋子”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對“數(shù)千年未有之大變局”的晚清來說。

財政危機達到一定程度后，舊因素才會被時代拋棄

第一財經：歷史上有沒有像晚清那樣財政如此糟糕的情況？你為什么說清帝國的滅亡與以往封建王朝相比，蘊藏著更深層次的經濟原因？

張昕冉：幾乎所有王朝在覆滅之前都會遭遇嚴重的財政危機，危機有很多共同特征，比如濫發(fā)貨幣、通貨膨脹、土地財政崩潰、人民居無定所，這些既是它們滅亡的原因，也是瀕臨死亡的結果，但像清朝出現(xiàn)這么嚴重的財政危機，確實不多見。

明朝滅亡的原因倒是可以作為借鑒，畢竟明清往往被看成一個整體。明代的財政支出中有很大部分是為了防備長城以北游牧民族入侵，在所謂九邊地區(qū)建立大量的防衛(wèi)體系和大規(guī)模駐軍。到了后期，官方越來越收不起稅，很多官田因為天災或重賦等原因，被拋荒或以“飛灑”“詭寄”等方式隱匿了。這樣一來，官員為了達到“原額”，就不得不將多余的賦稅攤派到其他土地上。如此循環(huán)下去，官方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，剩余的土地不得不承擔更多賦稅，最后像晚清一樣陷入惡性循環(huán)。

如果把民國也看作一個朝代，那它的財政問題可以說是歷朝之最，金圓券和法幣的通貨膨脹不說在中國歷史，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很少見的。

但是清朝經濟和之前各個封建王朝相比，又有新的成分，股票、銀行、鐵路、債券、商業(yè)稅、新式工礦企業(yè)，都是清末進入中國的新鮮事物。一開始，很多人出于對新事物的害怕很抵觸，但發(fā)現(xiàn)能賺錢后就愿意參與了。但辦大型工礦企業(yè)、修鐵路需要大額投資，短時間內很難回本。清政府沒錢，仗又老打不過，總是賠款，只能在外國銀行那里貸款，把關稅、鐵路路權、礦權都抵押給它們，最后的結果就是我們都知道的，把國家都賠進去了。

第一財經：晚清財政經濟之所以出現(xiàn)系統(tǒng)性崩潰，很大程度上和制度有關，是否說明舊制度被時代拋棄，走向共和是歷史必然？能從財政經濟角度分析一下，當時中國為何遲遲無法走向近代化的原因嗎？

張昕冉：事實上，如果我們將清政府與當時世界上的埃及、土耳其等幾個差不多在同期步入近代的封建國家相比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清朝統(tǒng)治者選擇的是一條大多數(shù)人都走過的路。這條路方向是對的，都是試圖利用近代化的成果來發(fā)展自身，走向強大。那我們是不是說舊制度就只能被埋葬呢？也不是這樣，日本就成功地進行了近代化轉移，當然它沒有清朝這么嚴重的財政問題。因此，只有在財政危機達到一定程度之后，舊的因素才會被時代拋棄。

我們說武昌起義是一個必然中的偶然，必然在于當時全國上下大多數(shù)人都認為滿清必亡，革命必興，偶然在于大多數(shù)人，包括革命黨人，也沒想到武昌會成為辛亥革命的中心。而武昌起義的原因，恰恰就是四川爆發(fā)了保路運動。最初，清政府沒錢修路，四川商人就集資，結果清政府要把鐵路收歸國有，發(fā)行的股票又不兌現(xiàn)，就引起保路運動風潮，因此辛亥革命也是財政問題引發(fā)的革命。

從傳統(tǒng)農業(yè)社會向工業(yè)社會的近代化轉型中，客觀說來清政府也做了努力，但要成功，必然結果就是殺死過去的自己。比如當時清廷知道財政有問題，制定了一大堆制度搞財政清查。最后查出來確實有問題，但怎么改就沒人說話了，之前貪污的人還是繼續(xù)貪污，因為腐敗的組織結構并沒有變化。又比如清政府搞了很多近代工業(yè)鐵路，的確是造福后人，但欠的債又把自己拖入深淵。所以通過這些歷史可以清楚發(fā)現(xiàn)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。一方面，當時晚清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沒有達到近代化的水平，無法轉型進入工業(yè)社會。另一方面，要實現(xiàn)近代化轉型，就要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都做出變革，這是晚清最大的矛盾，矛盾也促使了最后政權的崩潰。

輕徭薄賦是農業(yè)國家思維，無法與充分動員的工業(yè)國家抗衡

第一財經：清政府垮臺后，民國成立，但民國從成立之初就財政極度緊張，第一任總理唐紹儀剛上任，就因為借款問題和四國銀行有多次談判，也為后來的“逼閣”埋下伏筆。是否可以說，晚清留下的“爛賬”，是民國政權動蕩的原因之一？

張昕冉：經濟是一個原因，核心還是在于政治上的分裂。民國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政權，當年孫中山在海外建立同盟會，就是靠華人集資贊助。在清朝滅亡之前，他有沒有控制一個根據(jù)地自行收稅建立政權？沒有。這些都導致民國初期的財政制度十分畸形，原型是西方式的，但又沒有改變中國基層的傳統(tǒng)社會治理模式，怎么能夠從地方汲取足夠的財政資金呢？要知道，辛亥之際，晚清以來的督撫專政局面就已經逐漸轉變?yōu)榈胤絼萘Ω顡?jù)，地方勢力在錢、權、兵三個方面是合為一體的。他們缺錢怎么辦？還是找外國借。外國就利用手中的雄厚資金決定中國的政治走向，后來的奉系、皖系、直系都與日本、英國這些列強有著千絲萬縷的經濟聯(lián)系。他們既不敢與外國銀行團翻臉，又沒有能力從民眾當中提取資金，統(tǒng)治自然就很腐敗，民眾不滿，就會政權動蕩。

第一財經：為什么英法戰(zhàn)爭中，法國輸了可以通過發(fā)行公債的形式償還巨額戰(zhàn)爭賠款，國家整體受債務影響不大，晚清卻不能用這樣的辦法擺脫債務危機？相反就像《帝國經濟風暴》里寫的那樣，出臺的大多數(shù)經濟政策，反而又把自己陷入更大的危機之中？法國和清朝兩種模式，成功和失敗的根源何在？是因為書里多次提到的滿清失去政府信用嗎？

張昕冉：并不簡單是政府信用缺失問題，關鍵還在于財政體制差別。中國沒有像法國那樣進入近代國家行列，工業(yè)國家與農業(yè)國家對人民的經濟提取力度是截然不同的。我們要破除這么一個誤會，認為國家從人民身上拿錢多就是落后，拿錢少就是先進。其實任何一個工業(yè)國家都能從人民身上提取遠比農業(yè)社會更多的資金，這是因為經濟總量上去了。國家拿的錢多，并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就會下降，相反還可以利用成熟的社會分配與再分配模式，將這些錢反饋到社會，投入到再生產當中。

但這種資金運作模式顯然是當時晚清不具備的。與日本比就很鮮明，直至甲午戰(zhàn)爭，清政府財政收入占生產總值比重僅為1.9%，1908年對財政進行清理整頓后才增至4.35%，20世紀之前大部分時間內，這個數(shù)字都低于2%。從平均稅負比重上看，直至清朝滅亡，多在5%至7%這個范圍上波動。而同時期的日本，中央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最低也是24.4%，最高可達42.2%。所以甲午戰(zhàn)爭時，日本人口只有清朝的1/4，支出的軍費卻并不比清朝少多少。雖然日本當時也是一個很初級的工業(yè)國家，但是它都可以對農業(yè)國家形成降維打擊了。而清朝正好相反，大把的銀子都被拿出去賠款了，不能投入到生產領域，怎么創(chuàng)造效益？自然無法推動經濟。

所以如果不改變落后的經濟體制，再怎么輕徭薄賦，都是農業(yè)國家思維，不可能與充分動員的工業(yè)國家財政相提并論。

晚清商人地位開始提高，實業(yè)家沖在立憲運動第一線

第一財經：中國歷史上，商人的社會地位一直比較低，但是晚清可以捐納，很多商人借此實現(xiàn)身份和地位轉變，而且在洋務運動中商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是否可以說，到了晚清，商人的地位逐漸提高？

張昕冉：是的，相對于以往“士農工商”中商人居末的情況，晚清商人地位的確提高很多，更多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來。當時清政府辦企業(yè)沒錢，需要商人的資金注入，他們之間存在合作關系，這就為商人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渠道。而且商人做官的途徑也有很多，可以“詩書傳家”，老老實實考取功名，像徽商這樣顯赫的大商幫會鼓勵子弟走科舉道路。也可以花錢買官，就是所謂的捐納，“紳商”這個詞匯開始出現(xiàn)，就是士和商的結合體，這是一個獨特的存在。官商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了，官可以為商，商也可以為官，就誕生了胡雪巖、盛宣懷這樣的“紅頂商人”，在清朝之前這種現(xiàn)象是很難想象的。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馬敏在《官商之間：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》這本書，對此有很詳細的描述。

當然，商人不當官地位就不能提高嗎？也不是。我們還有民族資本，近代西方資本進入中國之后，開銀行、搞傾銷，洋貨大量進入中國。很多愛國商人就成立民族企業(yè)，與他們打商戰(zhàn)。所以“商戰(zhàn)”也是當時出現(xiàn)的一個新鮮詞匯，所謂商場如戰(zhàn)場。而商戰(zhàn)也是區(qū)別于熱戰(zhàn)的一種獨特競爭方式，是中國商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意識、有組織地參與到國際競爭的大環(huán)境里，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。哪怕當時當買辦，也要懂外語，熟悉外國商情，這就培育出一批對西方有一定了解的近代人才。

因此，晚清商人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不可或缺的，清政府更加重視他們的存在，而商人也迫切需要清政府做出變革，所以在清末多次立憲運動當中，像張謇這樣的著名近代實業(yè)家都沖在第一線，客觀上也促成了晚清政治體制的變革。

《帝國經濟風暴：大清帝國最后70年》

張昕冉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9月版